华夏时报记者胡坤北京报道

9月9日，中秋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，但家住北京房山良乡的老姚不需要去工作，他一大早就拿着渔具来到附近的小河边开始钓鱼。此时，他30岁的儿子仍在家里呼呼大睡。

同样在这个清晨，家住北京东部通州区的张建(化名)正站在新华大街一个十字路口边吸着烟。和周围的几位“黑车”司机一样，他不停地扫视着那些匆忙的上班族，偶尔低声问从面前走过的人：“要坐车么？”

老姚和张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拆迁户。汹涌而至的城市发展浪潮将他们卷入其中，在给他们带来一辈子都不曾冀望过的财富的同时，也彻底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人生轨迹，使他们成为了北京2000多万人口中的“异类”。

一夜暴富

老姚住在地铁房山线南关站和良乡大学城西站之间的一个小区里。这个小区没有名字，是房山线沿线很多拆迁户的回迁居住地。老姚在地铁线北侧原本有两间平房，几年前被拆迁了，老姚除了领到一笔拆迁款之外，还获得了购买两套回迁房的指标。

张建的情况略有不同。他原本也有购买一套回迁房的资格，但他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。因为回迁房面积太小，他一家3口根本住不开。最后他用拆迁款在通州运河附近购买了一套商品房。为了多拿一点拆迁款买房，他没少和拆迁公司磨嘴皮子。他笑着对《华夏时报》记者说：“我差不多算是‘钉子户’吧！”

王强(化名)和很多“钉子户”打过交道，他所在的拆迁公司隶属于北京一家知名的房地产开发商。在北京，拆迁并不总是政府的事情，很多时候，开发商也会参与一级土地开发，这种情况下的拆迁款一般由开发商承担。开发商肯定没有政府“大方”，也没有政府的公信力。这个时候，拆迁公司和拆迁户之间的博弈就会变得很激烈。

王强感叹：“北京的拆迁越来越不好做了。”

大约10年前，王强刚入行的时候，参与了天坛附近一处居民区的拆迁。他清楚地记得去一户人家走访时，那位北京印染厂退休职工告诉他们：“我是老党员，我不会让组织为难的。”最终，这位老人不仅没有在拆迁款上讨价还价，连回迁房也放弃了一套。但现在，这样的人再也没有了，而是“一个比一个精，一个比一个胃口大”。

“拆迁公司都是看人下菜碟，都欺软怕硬。”家住丰台区羊坊村的梁琪这样告诉记者。羊坊村现在已经拆了一半，剩下的另一半也指日可待了，其中就包括她家。据她了解，已经拆迁的人家中，凡是态度强硬的，大多获得了更多的拆迁款。“有的人平均每平米能多出一两千元，一套房子能多出几十万来。”她打算在即将到来的拆迁中据理力争，“多要个三五万也是好的。”

“给多少钱他们都不会满足。”王强抱怨地称，拆迁公司一般会准备几套方案，而就算按照最低标准的那套方案，大部分拆迁户都能一夜暴富。尤其是远郊区和城乡接合部的拆迁户，因为他们的房屋面积普遍都很大，赔偿款会更多。

老姚不肯透露他到底拿到了多少拆迁款，但他承认那是一笔他一辈子也挣不到的钱。而且在他和拆迁公司签约之后，没两天钱就到账了。

有钱之后

这笔巨款砸下来，很多人就晕头转向了。

“那时候房子刚拆，大家还在租房子住，但都比着买车，买好车。”老姚说，现在他们小区里宝马之类的好车并不少见，他还算清醒的，只是给儿子和儿媳买了一辆本田雅阁。

暴富带来的另外一个影响，就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去上班了。老姚的儿子上过职高，学的是弱电，原本在丰台的一家宾馆上班，儿媳则在良乡的一家超市做收银员。现在，小两口都懒得去上班了，觉得那是小钱，懒得去挣。

没有了收入，花钱却更大方了。现在儿媳做头发都要开车去城里，每次都要花一千多块。老姚的老伴劝她就在小区周围的美发店里做，但“人家就觉得这里的店太土”。

但老姚已经很知足了，“起码他们没有去惹是生非。”他听说，一些年轻人在有钱之后染上了不少恶习，比如赌博，“听说有的连自己刚买的车都输掉了。”

张建其实不愿意跟别人多提拆迁的事情，因为就拆迁款如何分配的事，他和父母以及哥嫂一家都闹得不愉快。梁琪虽然还没有拆迁，但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。她听说已经拆迁了的表姐家获得的拆迁款比别人都多，于是去打听，想学习一下经验。但没想到，平时亲密无间的表姐竟然打死也不透露自己拿到的拆迁款有多少，弄得以往无话不说的两姐妹现在都不怎么说话了。

“我觉得拆迁挺毁人的。”梁琪说。

坐吃山空

老姚最担心的，还是自己在银行里的存款可能会越来越不值钱